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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46年，上海开埠三年后，英国商人礼查来到上海，想在这里建一座饭店。

起先他的饭店建在公馆马路（今金陵东路）外滩附近，叫Astor House Hotel，10年后，苏州河上建了座“查尔斯桥”，桥北侧河边有一块22亩的荒地，礼查感觉这块地有潜力，1857年便以极低的价格买下，建了一座东印度风格的2层砖木结构旅馆，将饭店迁了过来（今天看到的礼查饭店是1910年拆旧造新后的英式新古典主义风格，1857年的东印度风格原建筑没有这么豪华），但因为当时地处偏僻，经营不善，1860年，享利·史密斯从礼查手里接手这座酒店，改名Astor House。

这家饭店在史密斯接手后，除了开设了弹子房、酒吧、舞厅、扑克室，1867年，还在上海最早使用煤气，1882年7月26日晚上7点，这里成为中国最早安装电灯的地方。

那天晚上，上海外滩6.4公里长的供电线上，沿外滩到虹口招商局码头，共有15盏弧光电灯被点亮，其中有7盏，位于礼查饭店内部及花园。据说当时上海来看电灯这个新鲜玩意的市民，围观人群聚集长达数里。

比慈禧太后第一次使用电灯，还早四年。

给上海人民的黑夜带来电灯光亮的，是中国的第一个发电厂，由英国人立德尔在1882年创办的上海电气公司。

据《上海租界志》里记录，这家公司位于当时南京路江西路口老同孚洋行的院落，共筹集5万两白银建立，是从美国克利夫兰的布拉什电气公司购买了一台12KW直流发电机。这家电厂只比法国巴黎北火车站电厂晚建7年，只比英国的电厂晚建6个月，比圣彼得堡电厂早1年，比日本早5年。当时的上海，相当洋气。

成功在上海点亮中国最早的路灯后，1883年2月，又在外滩、南京路、百老汇共装了35盏弧光灯，从黄昏点到半夜12点半，每盏路灯收费每周4元，如点到天亮，则收7元。

但因为发电设备技术问题老出故障，路灯时亮时不亮，工部局火了，叫他们按合同规定的质量供电，否则停止合作，还要支付赔偿，上海电气倒在了技术环节，仅运营了六年，便于1888年因资金不足倒闭。

1890年，广州旅美华侨黄秉常集资40万美元，在广州开办了华第一家电力公司“广州电灯公司”，也是买的两台100匹马力的美国发动机发电，点亮广州历史上700盏电灯。但黄先生不太会经营，投入太猛，发电量远超用电量，电费太贵，广州市民没几家用得起电，9年后这家电厂倒闭，改成锯木厂。

上海电气倒闭后，原股东里的中国人魏特摩用4万两白银又新开办了新申电气公司，新申电气后被工部局于1893年以6.6万两白银并购，并追加2.6万两扩充设备，3年后的中央电站，有直流发电机8台，容量109.5千瓦，交流发电机5台，容量189千瓦。到1908年时，电厂发电设备容量达4400千瓦，相当于当时英国15家大发电厂的13位。

除了上海新申，李鸿章也在迎头赶上，早先他先花费了6000两白银，向慈禧奉上发电机和电灯作贡品，1888年12月李鸿章从丹麦购进一台15千瓦的发电机，让北京的紫禁城和达官贵富们用上了电灯，随后张之洞在广州用燃油机发电，刘铭传在台北安装了第一批小型发电机，第二年，觉得电力这洋玩意儿不错，李鸿章又在大连创立大石船坞电厂。1890年广州华侨黄秉常建广州电灯公司、1899年德国人库麦尔在青岛电灯厂和大型发电厂（仅一年倒闭）、1900年冯恕建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、1903年开平矿务建唐山煤矿发电厂与林西矿发电厂、1910年两江总督张人骏建金陵电灯官厂、1911年租界工部局建杨树浦电厂、1915年董世亨建浦东电气、1901年起，宁波、烟台、镇江、汕头都有华人自己率先零零碎碎建设民营电厂，到1936年，中国发电容量达到了136万千瓦时，不过当时的发电量在全世界还是小得可怜，美国一年的发电量是中国的两三百倍，在先进工业国家面前，这些发电厂就好像一堆破铜烂铁。

辛亥革命前，中国一共有80座电厂，发电设备总容量37000千瓦，抗日战争前，中国发电设备总容量增加到1365792千瓦，年发电量44.5亿千瓦时，位居世界第14位。

算是中国人电力事业起家时的全部家当。

然后，日本人来了。

因为日寇侵华，中国高速发展的电力进程被打断了。有人说：

日本于此时全面侵略中国，是因为绝不能容许中国再次强大。

电力，是一个国家走向强大的现代化社会过程中，基础中的基础。

日本在占领东北后，从1937年4月开始，忙着在吉林省松花江上建成了当时全亚洲最大的18万千瓦丰满水电站，这座水电站到1943年3月25日开始发电，期间以“吃好住好大工价”骗取共20万劳工前来建造，每天两班倒24小时作业，每班1.2万劳工工作12小时，劳工进来后如同进了监狱，稍有不从就遭到毒打，原丰满警察署长在日本战败后承认，平均每天被打死或累死2~3人，丰满水电站修建期间，一共死亡5110人，劳工们的尸首被扔弃在水电站旁三条100多米长、6米宽、4米深的天然沟渠里。

1945年8月，日本投降，苏联军队进驻丰满，次年4月撤退，其间将水电站2、7、3、8、5、6号机组主部件拆走运到苏联，只将1、4号机组留给中国，1948年丰满水电站在苏联彼得格勒水电站设计院指导下重建，一直使用到2019年5月20日爆破。

为了控制东北，日本当时修建大型军事设施和水电站，一共在抚顺、本溪、阜新、北票、大石桥等地留下34处“万人坑”。

日本人一边在东北疯狂铺基地，一边在前线对中国发起猛攻，先后夺取青岛发电所（4.38万千瓦）、华商电灯公司（旗下石景山发电分厂是华北最大发电厂，装机容量3.2万千瓦，后被日本强行收购重组，日本战败时已为28.5万千瓦时，是中国当时最大的火电厂）、上海杨树浦电厂、戚墅堰发电厂、首都电厂、杭州闸口电厂、开滦中央电厂、镇江大照发电厂、武进发电厂、嘉兴发电厂等国内几乎所有重要的发电企业。

其中首都电厂有部分工人来不及撤离，留守人员因不配合日军发电，大部分被杀害。

依靠强大的机械部队推进，日军在中国地形图的第三阶梯将侵略战争打得颇顺利，打到第二阶梯，失去了机械平推的优势，日军就再也推不动了，但国民政府的经济要害也基本损失殆尽，尽管在大后方筹建了27个电厂，发电总容量也仅为35505千瓦。

这些电厂还是好不容易才抢救下来的。

日寇进攻时，国民政府将汉口、沙市、宜昌、长沙、湘潭、常德各地的发电设备2.54万千瓦转移到了后方，杭州、广州、武汉来不及撤走的设备直接炸毁。

由于发电设备又大又重，迁移过程十分困难，汉口既济水电公司的6000千瓦发电机组重达1800吨，1938年用新江号轮船及33艘木驳船经水路千辛万苦才运抵重庆，一路跋山涉水，全靠工人们肩挑背扛搬运。

而永耀电气公司连轮船都没有，到宜宾段时，只能雇用木船，工人们亲自上阵当纤夫，拉着船溯流而上，一天只能前进两里路，花了半年时间，损耗了一半的设备，沿途死亡5人，才将设备一点一点拉到了重庆。

做纤夫是这世上最最辛苦的工作之一，可以说是“辛苦”两个字的登峰造极。据在三峡做过50年纤夫的曹永华说，他们先将12股老丛竹蔑编好的纤绳，放在滚水里煮过，这样纤绳才不会伤害纤夫的手，拉纤时，要把搭脖子拴在纤绳上，倾斜着身体往前拉，许多纤夫赤脚裸体，是因为衣服鞋子极容易被尖石纤绳磨破，人又要经常跳进水里，寒冬腊月也要跳，“脚上有肉的地方都冻得炸口子，鲜血直流”。

只有了解纤夫的真实生活，才能明白当时永耀电气的普通工人们，一天两里路充当纤夫将电气设备拉到重庆有多么艰难。

就是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，我们还是只抢救到了中国电力一点点火种，日军侵华，使中国当时损失了94%的发电量，给中国经济造成了重创。

日寇投降后，日伪电厂被中方接管，搬迁到西南的电厂也纷纷回迁，1946年，中国的发电量恢复至128万千瓦，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，全国发电设备容量达184万千瓦，其中火电168万千瓦，发电量为43亿千瓦时。

政局稳定后，中国电力，即将迎来狂飙突进的70年。

只要没有外敌入侵，没有内乱，只要给中国一点喘息之机，中国人就会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。

电力也是如此。

只要看看1949年成立时，全世界各国的人均GDP数据，我们可以认识到，当时中国起步时的环境有多绝望。

1949年，中国总GDP只有123亿美元，5.4亿人口，人均GDP仅23美元，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6美元，当时美国人均GDP1882美元，英国642美元，法国842美元，日本182美元（二战被打成这样起步其实都比中国高多了），德国486美元，逃到台湾的老蒋手下人均都有156美元，是大陆人均的6.78倍。

根据《联合国世界经济发展统计年鉴》，1950年时缅甸人均GDP是43美元，菲律宾是170美元，中国人均只有缅甸的一半左右，是全世界人均GDP倒数第一。

1950年，中国人均发电量2.76千瓦时，印度人均发电量10.9千瓦时，美国人均发电量2949千瓦时。

发电量连印度人均都是我们的5倍。

但永不服输的中华民族就要开始飞奔了。

我们先来看一张老资料上面找来的表格，这里记录着从1949-2001年的发电量。

1949-2001年中国发电量

这张表的数据还是有点少，2001年以后的数据如下：

2002年：发电量为16400亿千瓦时

2003年：发电量为19080亿千瓦时

2004年：发电量为21870亿千瓦时

2005年: 发电量为24000亿千瓦时

2006年：发电量为28344亿千瓦时

2007年：发电量为32559亿千瓦时

2008年：发电量为34334亿千瓦时

2009年：发电量为37146亿千瓦时

2010年：发电量为42017亿千瓦时（历史分界线，成为世界第一）

2011年：发电量为47130亿千瓦时

2012年：发电量为49875亿千瓦时

2013年：发电量为54316亿千瓦时

2014年：发电量为57944亿千瓦时

2015年：发电量为58145亿千瓦时

2016年：发电量为61331亿千瓦时

2017年：发电量为66044亿千瓦时

2018年：发电量为71117亿千瓦时

看着上面飞奔的数据，其实我也好奇中国是如何一点一滴将自己的电力事业建设起来的。

由于中国历年一直主要靠火力发电，火力发电占比一直在80%以上，2018年还维持在73%，弄清楚火力发电的过往，就能弄清楚中国电力史。

1938年，昆明中央机器厂第四分厂，找瑞士勃朗·鲍威利公司引进了2000KW汽轮发电机组制造技术，几年后通过该项技术，外加仿制瑞士苏尔寿的2台12t/h电站锅炉，造出了中国人的最早两台2000KW火力发电设备，这两台机器一台放在四川泸县，一台放在云南昆湖电厂。

到1949年底，全国电力装机总容量为1849MW（兆瓦），其中火力装机容量1686MW，占比高达91%，因为中国煤多，到现在还有1.6万亿吨储量，而且煤炭质量特别好，成本便宜，因此我们命中注定主要靠火力发电。

1945年的时候，美国西屋电气公司跟民国签了份合同，本来准备在中国搞发电机制造厂，当时战乱不停，合同没有执行完，但西屋在美国共培养了96名中方技术人员，这些人成为中国第一代电力精英，1949年后分散在中国各个相关电力公司，包括东北电工局、上海电机厂等，成为中国电力行业的祖师爷们。

1949年后我们搞了上海、哈尔滨、东方三大发电设备制造基地，其中上海发电厂在1952年找东欧社会主义小伙伴捷克搞来了火电设备制造技术，1954年按这套技术弄出了新中国第一台6MW火电机组，哈尔滨发电厂起点则高多了，从老大哥苏联引进技术，1958年搞定了25MW和50MW高压火电机组，但真正实用是在1959年，所以1949-1958这十年的发电量是中国电力史的第一个阶段，因为家里穷，要钱没钱，要技术没技术，也没什么发电机，中国发电量只能以极其细碎的步伐前进，每年进步的速度都是个位数和十位数。

牛逼轰轰的哈尔滨发电机厂还在1960年时搞定了第一台100MW高压火电机组，1970年搞定200MW超高压火电机组，1971年摆平300MW亚临界中间再热式火电机组。回头看上面的发电数据，1959-1968这十年刚好是中国电力发展的第二个阶段，其中1959-1964年发电量一直在400-600亿千瓦时上下徘徊，中间还出现过萎缩，很明显主要是因为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影响，1965-1968这四年开始恢复正轨，发电量还是以十位数在缓慢增长，因为第一台100MW虽然是1960年研发成功，但实际应用是在1967年北京高井电厂，因为自己获得了100MW以上电发机的生产技术，发电机陆续批量制造出来，后面中国的发电量才从1969年开始上一个台阶。

1969年后，中国陆续试投产自己研发的火力发电机，并且初生牛犊不怕虎，雄心勃勃想去研发600MW火电机组，但搞到1977年，根本研发不出来，因为辅机、锅炉、控制系统、关键配套件等很多环节搞不定，而且自己试投产的100MW、200MW和300MW火电机组不停地出事故，用着用着就坏了，修都修不过来，根据电力部门统计，光1980年一年，我们研发的8台200MW机组停机检修过95次，17台125MW和3台300MW机组发生事故21次，检修77次，1980年我们一共有97台共12500MW大型火电机组，几乎全部都有问题，个个都跟间歇性神经病一样，一下正常一下不正常。专家们在1981年开了个会，发现了290多处质量问题，修好这些问题要花费3到5年，约2亿人民币，还不敢保证以后一定能用，而且我们当时的发电机耗煤量也大，平顶山的姚孟电厂300MW机组发电煤耗为360g/kW.h，美国西屋公司同类机组只要317g/kW.h，一台机器一年要多烧3万多吨标准煤。

质量这么差，问题这么多，可把当时我们的研发人员愁死了。

以中国当时纯正农业国起家的底子，要人才没人才，要技术没技术，就靠苏联阵营扶持过一段时间，跟苏联翻脸后搞不定这些技术环节其实是很正常的，有困难就去战胜困难，愁完了继续干活。

1977年年底，第一机械工业部把一帮专家叫过来开会，讨论我们这发电机以后怎么造，讨论来讨论去，大家一致认定要向发达国家学习，少走弯路，直接买他们的技术，这时候不可能找苏联帮忙，但幸好我们跟日本美国重新建交了，1978年10月到12月，第一机械工业部就派人去欧洲和日本考察，参观了欧洲11个发电设备制造企业、5个高压开关厂、日本三菱和日立共177家工厂，大开眼界，回来深受刺激，觉得跟他们差距太大了，没法玩了，更坚定了买技术这条心。

1980年5月，由副总理薄一波同志牵头，国家决定拿出仅有的一点外汇，让第一机械部负责引进制造技术（电力部则负责引进电厂设计）。

6月中旬，第一机械部把美国通用、西屋电气、燃烧工程、拨伯葛、瑞士勃朗·鲍威利、法国阿尔斯通共6家公司都请到中国来谈判，前前后后一共谈了3个月，请了90多名工程师、技术骨干等一批资深中老年理工男把关，理工男们听完各方陈述，一致认定通用的汽轮机跟发电机技术最牛逼，但是通用报价太高，是西屋的一倍，瑞士公司则不愿意转让计算机程序，报价更喊得比通用还高，直接趴死，阿尔斯通价格最低但售后服务太少，最后一合计，就选了美国燃烧工程跟西屋电气的技术。

8月4日，国家计委把各个部门跟国有银行的人都叫过来开会，要跟这两家公司合作生产300MW、600MW主辅机组各一套，并引进这两套机组的技术，共花费2.4亿美元外汇，砍价砍得比较成功，因为当时就是单独各买一套，加起来都要3.3亿美元，还可以掌握当代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火电机机组制造技术。9月9日和11月21日，西屋电气与燃烧工程分别跟中国政府签了约，并在日后向中国提供了薄膜底图两套、微缩胶卷两套、技术资料四套、计算机程序176项，以及各产品设计、制造工艺等等。

1981年，电力部同时从美国依柏斯库工程公司引进了电站设计技术。

这两件事意义重大，堪称中国电力史的一道分界线，从这时候开始，中国才真正拥有了世界先进的发电机制造技术。

1984-1985年，中国按美方的技术，于1985年底造出了具有先进技术的300MW火力发电机组，1987年6月30日投入运行；并于1986年12月造出了600MW火电机组，于1989年11月4日投入运行。

1969-1985年这十七年，是中国电力史的第三个阶段，1974年后，发电量从走路变成小步快跑，以每年200亿千瓦时左右在增长，这中间的主要增长方式是“自己制造的会发神经的发电机组”或者直接购买国外的发电机组，我们还没有办法批量生产世界先进机组，增长速度依旧比较慢。不过让人惊讶的是，总发电量在文革期间，只有1967-1968年出现退步，其它时间都是在稳定增长，可见当时发电机产量并没有受到冲击，工业也还算正常，要不然不需要这么高的发电量。

1985年之后，中国电力行业才开始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。

为了完全消化燃烧工程跟西屋电气300MW跟600MW机组技术，1983年国家共拨款2000万元攻克重点项目22项，到1985年底大部分科技攻关基本完成，这些难啃的硬骨头包括：电站锅炉管子中频感应压力焊工艺技术、汽轮机焊接件局部热处理工艺与装备、汽轮机㗏体高压喷嘴室电火花加工工艺试验等。

引进技术之后，下一步就是要全面国产化。

前面为了尽快消化美国人的技术，赶着先弄出第一台机组，第一台300MW的发电机组国产化率只有40%，其中锅炉国产率50.2%，汽轮机国产化率40%，汽轮发电机国产化率27%，进口了好多美国零配件，搞得这台机器比国产300MW的贵两倍多，后面为了尽快将这两套机组全面国产化，国家将这件事列为“七五”重大科技攻关项目，调集行业专家一起想办法，中间克服了无数困难，到第二套时，国产率化68%，第三套国产化率75%，第四套80%多，到“七五”末，机组的价格一下就跟国产的差不多了。

国产化帮政府省了一大笔钱，比如栅架多点焊机，以前从瑞典进口，一台100万美元，中国自己搞了一套，才10万人民币，还有LDD履带式加热垫及控制系统，进口要2万美元，国产化后自己弄出一套来，只花了1.7万人民币，这中间各个细节的国产化不计其数，理工男们都是这样，从不多说，不声不响就把民族工业问题解决了。

有了完全自主的火力发电设备，中国的发电量再上一个台阶，中国在第七个五年计划（1986-1990年）期间，制订了发电设备10000MW综合生产能力的计划，通过消化引进的技术，将国内的200MW机组都逐步过渡到300跟600MW，并对三大锅炉厂、三大汽轮机厂、三大电机厂进行改造升级，从最早谈判开始算，中间历经15年的时间，到1995年哈尔滨、上海、东方三套发电设备制造基地终于能完全造出国际先进水平的纯国产300MW、600MW火力发电机，光是1995年一年，中国就生产了发电设备16470MW，其中火力发电设备13850MW。

这些发电设备安装到各个电厂后，才保证了每一盏灯光，照亮了每个中国的千家万户和每一座工厂。

1985年-1999年这十五年也是电力史的第四个阶段，我们电力发展的速度已经从小步快跑换成了坐马车，每年的增长量从400亿千瓦时一直跑进了800亿千瓦时，这时候一年的增长量，约相当于建国前八年发电量的总和。

看到中国发电机组的引进与改良过程，许多发展中国家就会忍不住想试一试，既然这么简单，我们印度、巴基斯坦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都去找美国西屋电气买技术，然后也这样搞一次，行不行？

不行。

中国能将电力设备发展起来，是有三个条件的。

第一条件是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，不能什么事情都市场化，在1980年，如果不是政府拿外汇去买技术，民间不可能出现有人掏2.5亿美元解决中国电力设备问题，但现在绝大多数国家，做不到现在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制与一锤定音的行政制度，大多数政府还是等着市场自己去解决问题，但其实市场根本不是万能的，民间富人有钱了只会去投资金融与房地产这样来钱快的项目，不可能花这么多钱投资民生项目，也没有那么大的动员能力，集中这么多专家解决技术问题。

第二个条件是“得有自力更生这一口气在”，其实我们1981决定买下来的美国设备，还是有很多问题的，事实上只是1970年代末世界先进水平，现在都2020年了，牛皮不能吹四十年吧？第一批搞出来的机器热耗偏高、轴系振动偏大、发电机电气性能不理想也一堆问题，我们是花了15年的时间，又投了2000万，请无数专家一点一点攻关克难，才把后面的问题解决，并且，将机器尽可能国产化降低成本，还从消化中吸收后再创新，才能保持技术水平在国际前列，你换成别的发展中国家，没有这么多技术人才，没有国产化的决心，没有攻克技术的恒心，就会陷入“引进、落后、再引进”这个怪圈。

发达国家敢把技术卖给发展中国家，其实就是赌定了发展中国家无法自力更生，谁知道中国不一样。

第三个条件是“要有重点工程为依托”，才能推进发电装备的自主化。

这句话的意思，就是要边学边干，要有实操，引进300MW火电机组，我们是以山东石横电厂为依托工程，引进600MW火电机组，则是以安徽平圩电厂为依托工程，没有依托工程练手，走完全部电力设备制造并应用的全流程，是不可能完成国产化的既定目标的，美国人教给我们技术，只是“师傅领进门”，我们自己边学边干，叫“修行靠自身”，中国的火电设备正是在这个边学边干的过程中完成了国产化，降低了成本，改进了技术，现在还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电力设备。

中国正是从火电这个对外引进技术的案例中汲取到了营养，后面中国的核电等其它工程技术，都按照火电这个模式走了一遍，改革开放后，中国人如饥似渴地吸取发达国家的养分，才能在各个工程技术领域突飞猛进。

正是在中国这种特殊环境，中国发电设备成长了起来，到2000-2005年，电力发展速度从坐马车换成了坐汽车，每年的增长以1000-2000亿千瓦时左右在增长。

2006年后，中国发电量更是狂飙突进，以每年4000-5000亿千瓦时左右疯狂加量，在2010年，中国就战胜了美国41000亿千瓦时的全年发电量，将美国维持了110年的全球发电第一名挑落下马。在2018年，中国的发电量占全世界的26%，超过美国发电量63%，是全球电力业当之无愧的扛把子。

前面讲述了中国如何解决发电问题，但其实还有个同样重要的问题需要同时解决。

就是如何把发好的电输出去。

输电这个事情，中国人干得比发电还要牛逼。

1974年，中国在甘肃永靖县黄河上游建了一座刘家峡水电站，解决陕西、甘肃、青海人民的缺电问题，这座水电站从勘探到建设一条龙全是自己人搞的，连把电输出去的330KV超高压输电线路都是国产的。

这条全长534KM的输电线路，输电能力423MW，花了中国电力人无数心血，是中国人建设的第一条超高压输电线路。

为了搞完这条超高压输电线，变压器、电抗器、开关设备、避雷器、套管、绝缘子、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及串联电容器都是自己弄出来的，这中间每一样东西能搞出来都是无数电力人的付出。就拿高压开关设备这一样东西来说，高压开关的开断过程涉及到热力学、化学、流体力学各领域，要想造好高压开关，就必须有一个实验室，1950年代，我们生产的高压开关产品还得寄到国外去做实验，1953年我们跟苏联签了援助协定，1958年开始搞高压电器研究所，但是1960年苏联人就不跟我们玩了，撤走专家，停止提供资料，中国人就硬着头皮自己摸索，苏联不提供的设备，最后由沈变搞了出来（电力设备相对来说算是成熟行业，没有其它行业那么难入行），1963年我们就搞出了西高院研究所，安装了1006台设备，这才把高压开关设备研发出来。

到1978年，中国要打开国门搞改革开放，电力不够用，搞发电的这时候去跟美国签合同了，搞输电的也准备向先进国家学习，1979年中国要建设平顶山姚孟到武汉凤凰山500KV输变电工程，中间要经过17个县市，全长594KM，最大运送容量为120万KW，跟发电设备一样，计委决定引进国外的设备，并在学习过程中将设备国产化，这次选了日本、法国、瑞典6个国家7个公司的变电设备、继电保护和通信设备。

在操作过程中，计委要求引进关键技术和生产设备要与原材料国产化同步进行，要用国产原材料生产出合格产品，使引进技术和装备适应国产化要求，到1981年12月，中国第一个500KV的超高压输变电工程正式运行，我们又花了好长时间将全套材料都国产化为我所用，使国产技术达到了当时先进水平。

有了500KV的技术积累，中国电力人消化了二十年后，2001年，新的任务到来了，为了西部电力供应，要在黄河上游建公伯峡水电站、拉西瓦水电站等一批重点项目，但当时如果再建330KV输电线路，黄河上游就会出线密集、送电效率低、造成资源浪费。

而且西北地域辽阔，几百里地见不着一个活人，能源基地到负荷中心的距离较远，就只能建750KV高压输送线了。

2001年国家电力公司对此项目进行了两次专家论证和评审，一致认为中国可以开搞750KV高压输送线，并发了个特别长的通知，名字叫《西北电网750KV输变电示范工程关键技术研究可行性报告》。

那就别废话了，反正组织上都这么定了，还愣着干嘛，再啃几口干粮就上啊。

中国电力人们迎着西北苍凉的风抹了抹头发，握紧了手中的馒头，再次硬着头皮上了！

2003年，750KV交流输变电成套设备研制列入“十五”重大技术装备项目（每个五年计划都特别照顾我们电力人啊），国家拨款11250万元，召集西电集团、天威保变、沈变、许继集团、桂容公司、沈高共37个科研设计制造施工和调度单位，全冲上西北高原啃馒头去了。

从这些年开始，基建狂魔开始露出狰狞本色，2003年9月官亭变电站开工，仅仅两年时间，“咣当”一下，官亭-兰州东输电线路、兰州东变电站就竣工了，750KV输变电示范工程正式投产，喜得当时副总理曾培炎亲自赶来参加投运仪式。

750KV是当时世界上运营的最高电压等级，全球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这一等级的输变电线路，而且这项工程的29个子项目都是中国独立自主完成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，国产率达到了90%以上，还创了世界最高绝缘水平。

端的是又快又狠。

但不要高兴得太早啊，攀过一座高峰，还有下一座高峰，你们看中国经济发展得这么好，电力需求在不断增长嘛，来来来，这里有个1000KV的特高压输电项目，先来搞定了。

中国当时要搞特高压项目，是因为装机容量发展到2005年，已经达到5.1亿KW，需要远距离、大容量输电，而且特高压输电搞定了，就可以减少更多超高压线路，还能保护环境，这是形势所逼。

2005年3月，机械部副部长陆燕荪、电力部电工程师周小谦、院士周孝信、朱英浩、沈国荣向副总理曾培炎提交“尽早明确特高压工程建设工作”的建议报告。

2006年8月，发改委正式核准在晋东南-南阳-荆门建1000KV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。

这项工程于2006年底开始建设，“咣起”一下，2008年12月30日就开始试运行，2009年1月6日22时，我国第一个特高压交流工程正式投入商用，后来又建来淮南-南京-上海1000KV特高压线，我国电网电压也正式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！

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一直很支持特高压的发展，二滩水电站建成后，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水电站，但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低迷，发出来的电没人要，他那时主持分电，回忆说当时二滩的电一种是计划内的电，两毛多一度，计划外的电，只有三分钱一度，连磨损费都不够，他那时到处求人，找着电力部副部长陆延昌，才知道二滩送出来的电，一条500千伏交流线路只能送90多万千瓦，他十分着急，原来要想输送容量大，就只有在提高电压等级上做文章。

后来发改委搞论证，张国宝一直站在支持发展特高压，“但因为管部门内部一些人表面公允，实际上暗中挑事”，这件事一直没批下来，中间还论证过石墨炸弹对特高压线的危害，花了很长时间扯皮。

特高压线建成后，张国宝说，特高压不仅仅是输电的贡献，还发展了我们的装备制造业，欧洲、日本企业只做了试验，没有工程化应用，特高压的变压器、开关、绝缘等关键设备实现了国产化，别的国家没能特高压项目，也就没有工业化生产这些东西，特高压原来也没有国际标准，因为中国正式运用了，国际电联就采用了我们的标准。

张国宝激动地说，在输变电技术领域，我们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。

2019年10月4日，张国宝因病在北京逝世，享年74岁。

前面几节我们讲述了电力人是怎样搞定国产火力发电机组的，也讲述了如何克服特高压输电线的，现在我们要回到事情的源头，讲一讲煤炭的故事。

1995年中国才将美国的技术吃透自己研发出高水平的发电机组，接着在全国铺开了造发电厂，2001年12月中国入世，经济迅猛腾飞，2005年中国搞定特高压输电。注意这三个时间点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必须要电力在后面做基础支撑的，光是2018年广东省实际用电量就达6000亿千瓦时，人均用电6000千瓦时，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，经济跑得这么快，电力必须跟上，现在技术上没什么问题，只要资源足够就行，而电力主要是用煤炭进行火力发电，中国入世后，煤炭的重要性一下子被拔高了。

山西煤老板们一个个挺着大肚子，排着队爬上了历史的舞台。

煤炭价格从2002年之后从最初的300-500元每吨，一直飙涨到2009-2010年的1400元每吨，而开采煤的成本是固定的400元每吨左右，最高时一吨煤能挣1000元，扣掉税净利润还能达800元，一个年产30万吨级的煤矿，一年纯利能到3亿元。

在《煤老板自述三十年》这本书里，口述者就说自己二零零几年时一天能挣50万纯利。

山西省河津市和乡宁县是中国煤炭业的一面镜子，这里盛产煤矿，起初是为了提高煤炭产量，跟上发电需求，2004年时山西省推行集体煤矿卖给私人，河津市下化乡就冒出36个煤矿，吕梁地区出现100多个煤矿。

当时煤价飞涨，挖煤跟挖金子一样，私人煤矿疯狂开采，赚钱第一，安不安全后面再说，各种运输设备、机电设备、采掘设备、防治水设备、通风设备、防瓦斯设备、防煤尘设施、防灭火设备、安全监测监控设施、调度通信设施等统统不重要，于是，大家印象中山西省矿难频发的事故都发生在那几年。

2005年3月19日，山西朔州煤矿瓦斯爆炸，72人遇难。

2005年6月22日，山西繁峙煤矿瓦斯爆炸，37人遇难。

2006年2月1日，山西晋城煤矿瓦斯爆炸，23人遇难。

2006年3月18日，山西临县煤矿透水事故，28人遇难。

2006年4月29日，山西大同煤矿瓦斯爆炸，32人遇难。

2006年5月18日，山西左云煤矿特大透水事故，56人遇难。

2006年11月5日，山西焦家寨煤矿瓦斯爆炸，35人遇难。

2006年11月12日，山西晋中煤矿瓦斯爆炸，25人遇难。

2007年3月18日，山西晋城煤矿瓦斯爆炸，21人遇难。

2007年3月28日，山西临汾煤矿瓦斯爆炸，26人遇难。

2007年5月05日，山西临汾煤矿瓦斯爆炸，28人遇难。

2007年12月6日，山西洪洞煤矿瓦斯爆炸，105人遇难。

2008年1月20日，山西临汾煤矿瓦斯爆炸，20人遇难。

2008年6月13日，山西吕梁煤矿瓦斯爆炸，34人遇难。

2008年7月5日，山西大同煤矿一氧化碳中毒，21人遇难。

2008年9月8日，山西省新塔矿区发生特别重大溃坝，277人遇难。

2009年2月22日，山西屯兰煤矿瓦斯爆炸，78人遇难。

2009年12月27日，山西介休煤矿瓦斯燃烧，12人遇难。

2009年之后，山西省开展煤炭企业整合重组，私人不再让开矿，小矿全部整合成大矿，最初30万吨的矿井，必须要达到机械化采煤，后面又上升到60万吨，山西煤老板又排着队，一个个走下了历史舞台。

而那些在煤矿里长眠的矿工们，亲身经历了中国经济野蛮生长年代，他们默默注视着粗糙发展的特殊历史轨迹，以及自己黑暗煤矿里被掩埋的生命。

铭记那些牺牲的人，为中国电力事业和经济发展做过的每一分努力。

– 7 –

为了控制下文章的篇幅，核电和水电的发展，只能简略地讲一下。

中国1958年就想搞核电站了，还特意建了个581工程项目，不过当时核材料不够，要先保军用，就没搞起来，1966年上海人不死心，还想搞，找周总理批示，想建一个核反应堆，叫“122工程”，不过很快因为文革又垮了，122工程给我们留下了一批人才，这些人最后成为728工程的主力。

728工程周总理亲自把关，从1970调研到1974年，搞了三次专家委员会研究可行性，才在1974年列入国家基建计划。最先想把第一个核电站建在浙江富阳，后来综合考虑，选定浙江海盐县秦山地区。

我们最初想引进法国的900MW核电技术，因为时间关系，还有从零培养中国核电人才的原因，最后决定自己造300MW核电站，核电站的大部分设备都是自己生产，实在搞不定的，政府出资1.73亿元，给上锅厂、上重厂、上汽厂、上电厂等到国外买设备，各厂买了些如SIV3150重型卧床、X9721转子铣床、W200G落地式镗铣床等我们弄不出来的重型设备，但我们自己也弄出了200t电渣重熔炉、200t高速动平衡试验室、容器焊机辅机等一些机械怪物。

以我们当时的工业能力和财力，能弄出这些东西来，工人们太不容易了。

有了设备，核电站的机器就吭哧吭哧陆续给造了出来，秦山核电站一期1991年12月首次并网发电，1995年7月通过验收。二期2002年发电，三期则采用了加拿大坎杜6重水堆核电技术，也是2002年运行。

截止到2020年，中国共有45台商用核电机组在运行，建成12座核电站，在建10座核电站。2018年，核电站共发电2865亿千瓦时。

新中国成立时，中国水电装机总量仅36万千瓦，年发电量12亿千瓦时，其实主要就是靠前文提到的丰满水电站撑场面。

1955年、1958年、1977年、2000年中国组织了四次水力资源普查，历史上几千名水文地质工作者大学毕业后，就在深山老林里翻山越岭，为祖国积累水文资料，才查清我国境内河流总装机容量1万千瓦以上的3886条，水利资源理论蕴藏量6.944亿千瓦，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5.416亿千瓦，经济可开发装机容量为4.0179亿千瓦。

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座水电站是浙江新安江水电站，电站由苏联专家提供协助，动员了好几万人从1957年建了三年才完工，坝高105米，总装机容量66.25万千瓦，设计年发电量18.6亿千瓦时，还可以防洪、灌溉、养殖、旅游。

浙江省的旅游盛地千岛湖，其实就是新安江水电站的水库。

新安江水电站是中国水电的黄埔军校，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水电人才，电站的9台水轮机由哈尔滨电机厂制造，第9号双水内冷机组，还是国家发展巨型水轮机组的试验品。

有了第一次试手，后面顺利完成三门峡、刘家峡、丹江口、乌江渡、葛洲坝等大型水电站，中国水利人还走出国门，参观了巴西伊泰普、埃及阿斯旺水电站，大开眼界，又受了点刺激。

基建狂魔最受不了的就是别人基建做得比自己好，回来后苦干实干，搞定了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。又在西部拿龙滩、小湾、景洪、瀑布沟、拉西瓦练手，使我国水电站的设备制造与运行管理飞速前进。

在西部贵州、云南建设水电站的事情，是由朱镕基总理主导的。1999年春节朱总理去贵州考察，对贵州省的贫穷深感震惊，2000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，朱总理建议在贵州、云南建设1000万千瓦发电机组，以水电为主，将电力输往广东，以增加贵州、云南两省收入，当时有人担心工程不能完工，或者电费送过来太贵，朱总理站起来说：

“如果不能完成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的任务，我总理辞职。”

然后指了指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说：“你这个国家计委主任也辞职。”

长者赶忙出来打圆场：“朱总理是清华大学学电机的，他懂电，我们就听他的吧。”

2000年11月8日，贵州洪家渡水电站开工，五大战役开打，云南小湾水电站和广西龙滩水电站陆续开工，2010年全部建成，恢宏的西电东送工程，最终保证了1000万千瓦送电任务圆满完成，但比广东当地的电低0.2-0.3元每度。

至2019年，广东省30%的电力，就是来自西电东送。

中国水电至今已取得巨大成就，世界前20大水电站，基建狂魔占了11座，2018年中国水电站发电1.2万亿千瓦时，处于世界第一，而且我们的水电站质量经得起大灾大难的考验，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时，震区内没有一座水电站出现垮坝事故，也没有造成一起次生灾害，震中的沙牌水电站安然无恙，紫坪铺水电站震后第五天就恢复了发电。

在中国电力人70年的努力下，2018年，中国大陆发电量达到了约6.8万亿千瓦时（2019数据还没出来），其中火电49797亿千瓦时，核电2943亿千瓦时，水电11027亿千瓦时，风电3660亿千瓦时，光伏发电1775亿千瓦时，生物质发电906亿千瓦时，几乎都是世界第一！

中国，已成为全世界当之无愧的第一电力大国。

– 8 –

1846年，洋商礼查自英国来，准备在上海建一座饭店。

他不知道，自己的饭店将亮起中国的第一盏灯光。

也惊醒了中国后发的电力事业，中国电力人随后奋发疾赶，虽然这一百多年跑得磕磕绊绊，但我们可爱的电力人们，无论千难万难，还是跑进了世界巅峰，跑进了全球第一。

正是因为保证了电力的供应，中国才能在2020年的今天，在高速公路、高铁、药品、谷物、肉类、棉花、水果、钢、煤、水泥、化肥、飞机、坦克、导弹、常规武器、船舶、汽车、铁路机车、摩托车、机床、风力发电机、家用电器、手机、数字程控交换机、电脑等主要产品产量全方雄居世界第一位！

这，就是我们电力人的力量，也是中华民族不断追赶世界的脚步。

参考资料：

[1].《中国电力工业》

[2].《国家电网》杂志

[3].《百年电力》记录片

[4].《上海租界志》

[5].《百年中国电力》寂寞的红酒

[6].《我国电力行业发展的不平凡之路》

[7].《2019全球电力报告》庞名立

[8].《中国重大技术装备史话》

[9].《筚路蓝缕》

[10].《煤老板自述三十年》

文章转载自公众号：卢克文工作室（ ID：lukewen1982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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